第一批特赦的青年军第二〇六师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有个妹夫叫黄剑夫，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1950年1月在四川阆中率部起义，黄剑夫有个儿子叫黄济人，黄济人写了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本书里提到了“东陵大盗”孙殿英。
有人说孙殿英死于1947年，不可能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因为孙殿英死的时候，北平还没有和平解放，自然也就没有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如果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功德林见过孙殿英，那么孙殿英就不是死于1947年——文强在《新生之路》中说他是1950年腊月才从济南转入北京功德林。
孙殿英何时何地辞世，史料记载不一，笔者没有机会阅读完整的功德林学习改造人员名单，所以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但他他何时何地被俘，被俘前做了些什么，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提到了东陵大盗孙殿英：“文强最后见到孙殿英，是在功德林监狱。对于文强而言，引起他对孙殿英反感甚至厌恶的，却是发生在功德林的事情……文强走过去，对准孙殿英的屁股轻轻踢了一脚，冷冷笑道：‘你究竟是谁人的得意门生哟？依我说呀，你只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的家伙！’从此，文强称孙殿英为得意门生。只不过这位门生没有得意多久，便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于功德林。”
黄济人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是采访了包括杜聿明、黄维在内的所有特赦后留在北京担任文史专员的原战犯的，而且该书是经过公安部领导审阅，并且由时任副部长的凌云（后任国家安全部党组书记、部长）为该书命名的。
按理说黄济人在纪实文学中的叙述应该是比较真实准确且经过“权威认定”的，于是孙殿英何时辞世，就跟其他史料记载有了出入，那个踢了孙殿英一脚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他和孙殿英的“交往”。
文强在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为蓝本的电影《决战之后》中以真名出现，演职人员表中排在第一位的姚伦，在《文强口述自传》中也有提及：“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黄济人说“文强最后见到孙殿英”，那句话是很严谨的，因为文强在抗战期间不但见过面，而且还有过“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喜欢看笔者稿子，或熟悉军统掌故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文强经历十分复杂，在当杜聿明的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之前，还当过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沈醉在回忆录中一向是把文强划为“军统老同事”范畴内的。
文强1942年拿着戴笠给蒋鼎文的亲笔信来到洛阳谒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戴笠那封“介绍信”是这样写的：“铭公老师钧鉴（蒋鼎文字铭三，曾任黄埔教官，所以戴笠才会如此称呼他）：兹奉委座批示，派文强同学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并切实达成联络我敌后作战部队的任务。谨函介谒，请赐指导。俾有遵循。”
文强来到第一战区之前，老蒋两口子亲自接见了他，亲口任命其为少将高参，并让他进入太行山区，阻止孙殿英庞炳勋叛国投敌。
据文强回忆，他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跟他交过底，还说自己已经替老蒋收下了孙殿英献上的乾隆皇帝御用朝珠上的两颗红宝石。
孙殿英对文强高接远迎，热情得不得了：“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戴笠事事学老蒋，为了拉拢人，几乎有点分量的就拜把子，也不知道瘦了孙殿英多少好处，戴笠在老蒋面前说了很多好话，孙殿英也很会表演，他告诉文强：“ 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
难怪文强在战犯管理所踢孙殿英的屁股，这个“孙老殿”确实比较喜欢认爹娘而且一点不好意思的意思都没有：“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 ”
因为孙殿英是戴笠的“把兄弟”，所以文强对孙殿英也很客气，但不管文强怎么努力，都没能阻止孙殿英叛国投敌，文强任务失败，九死一生才逃离太行山。
孙殿英这个老江湖，虽然投降日寇，但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首先向向日本人提出要求，凡是新五军被俘的官兵，一律遣返，连被俘后已经被押往太原、北平的中统和军统人员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所以文强逃回洛阳见到蒋鼎文时，蒋鼎文指示洛阳警备司令部、兵站总监部要优待孙殿英部的眷属和新五军留驻洛阳人员。
孙殿英“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他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一直跳到抗战胜利，老蒋看在孙殿英没少保护军统、中统特工（可能红宝石的作用更大）的份儿上，不但没追究孙殿英的投敌之罪，还委任其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三纵队司令。
孙殿英盗宝和送礼有一套，打仗可就不行了，其副官处副官乔杰三写了一篇《生死场上的忏悔——孙殿英汤阴被俘记》（刊发于全国政协《纵横》杂志1989年第二期），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能似乎能确定孙殿英的死亡时间，跟黄济人写的不太一样。
乔杰三是孙殿英的副官，但以他的级别，还不能享受孙殿英所受的优待，他的最后的记录可能是道听途说：“孙殿英被带到涉县后，对他是非常宽待的，生活上给予优遇，为他求医治病。这种宽大为怀、治病救人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混世魔王……1947年秋，孙殿英病重医治无效，带着对自己一生的忏悔离开了人世，时年63岁。”
陈赓将军1938年的日记也三次提到孙殿英，通过《陈赓日记》，我们能看出孙殿英这个人是不抗日的，当地老百姓对孙殿英是有很大意见的：“5月19日，今日进到纪城镇。前进途中，群众均痛恨孙殿英之刘部，恨刘胜于恨日本，有的要求我们将该部解决为民除害，有的要求我们分兵驻扎其村庄，特别是册井的群众，对我们这个要求更迫切。我们虽然向群众进行了一些解释，但群众始终对他们的抗日怀疑。有人问：‘孙部对日开过火没有？’群众答：‘开过火，是向老百姓开过火，枪杀过老百姓，烧过老百姓的房子’。”
陈赓将军对孙殿英部的评价是“抗日队伍中的败类，抗战不足，扰民有余”。
孙殿英就是个江湖混混，在关键时刻总是以保全性命为第一要务，据乔杰三回忆，孙殿英似乎不是被俘而是投诚：“孙殿英看到自己已是水尽山穷，而蒋介石仍按兵不援，致使自己濒此绝境……忽然，他眉头一皱，抖立起来，抓去军帽，甩在地下，向部下吼道：‘妈他个蒋光头！再不给他当炮灰了！’并气急败坏地命令洞口的一个侍从：‘上寨墙喊话，就说我们投降！请人家来人谈判。’”
孙殿英最后在解放军代表面前表现的也很“江湖”：“我就是孙殿英。你来谈判，我们欢迎。我们无条件投降！我们的官兵就全归你们了，该杀的就杀，该剐的就剐，你们随便吧！”
孙殿英死于何时何地，黄济人和乔杰三有两种不同说法，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是1947年9月30日死于河北武安县，但他能出现在黄济人写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之中，还在姚伦（文强称其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高首长）为总顾问的电影《决战之后》露面，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谜团：如果孙殿英真进过功德林，那他又是什么时候死的？
其实孙殿英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据乔杰三回忆，“通过几个月的教育和自身的反思，孙殿英初步认识了自己的罪恶，懂得了自己三起三落，最后被人民所打倒的根源”。
孙殿英这个人的经历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笔者难以用简短的文字对他一生进行最后概括，那么在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来，孙殿英盗掘东陵一事该如何定性？他频繁转换阵营比吕布还喜欢认干爹，这种行事风格又该如何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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